私會黨崛起爭勢力 - Malaysia Bukit Pagar

馬來西亞華人歷史

華人組成巴巴社會
私會黨崛起爭勢力
會館會黨紛紛設立
兩種政治思想鬥爭
辛亥革命帶來激盪
民族主義思潮興起
反日運動成為主流
富商嘉庚辦報興學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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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會黨崛起爭勢力 簡體中文

如果說,英國人先是借助當地的華人領袖或有地位的人來控制華人社會,以為英殖民政府牟利,那麼到後來英國人則是利用私會黨魁來擔任甲必丹,以駕馭華人社會,監督他們和灌輸大英帝國的思想。

私會黨傳入馬來亞,也是與中國移民同一時期。根據巴素博士說:“馬來亞華人私會黨,大體來說,出於天地會分脈,亦稱為洪門或三合會,在中國已生存有好幾個世紀,原本屬於宗教或慈善自助的團體,而在滿清時,具有‘反清復明’的政治意識。”

三合會大約是成立於1674年,即清朝入關後約卅年。他們打起“反清復明”的旗幟,並發願:“嚴守祕密,歃血飲酒,結為義兄弟”。

檔案顯示,在檳榔嶼開埠後的十三年,即1799年,私會黨已在檳城公開活動,且曾鼓起暴亂。據檳榔嶼的海山會領袖劉亞昌供述,1825年,他們已備有300隻小船,結集1萬5000暹人,1000華人及8000馬來人,準備在檳起事。

如果此說確有根據,那證明早期的私會黨,也擁有反抗英殖民統治的政治思想,但因力量不足,有需借助暹人的支持。

不過,歷史資料也指出,華人並不真正支持暹羅入侵,有的支持吉打蘇丹所展開的維護尊嚴和地位,確保吉打安寧。吉打州,早年某些華人領袖對馬來王室的效忠,幾乎變成了傳奇的故事。

李氏兄弟(李欲修及李欲正)和甲必丹戴春桃(又名戴春華),對當地社會的忠誠服務的事蹟,長久遺留在本世紀初葉當地人民的記憶中。

1821年暹羅佔據吉打,迫使大批馬來人集體逃往檳城和威省。但吉打蘇丹在當地人民,包括華人的合作下,維護社會秩序和應有的權利。直到1909年,英暹條約簽署後,吉蘭丹、丁加奴、吉打及玻璃市的宗主權歸英國。

巴素博士發現,1825年時馬來亞有下列四個私會黨組織:義興、和成、海山及華生。

他們的初期組織結構是:海山與義興,散佈於殖民地各處,會員均服從會中領袖的命令及約束。他們稱其領袖為大哥,這些私會黨分作四個、八個或十二個主要幹部,然後分成許多支派,每個幹部及每個支派,都有一位頭目管理。

從唐山(中國)南來的移民,叫做“新客”,他們來到任何一個地方時,這些會便派人邀請他們入會,假如他們拒絕的話,便會受迫害。

由此可見,早期的華人結幫立會,在表面和名義上是講求兄弟義氣,有福共享,有難同當,但實際上卻是領袖在培植勢力,以向英殖民政府爭取更大的利益。

在政治方面,他們是沒有濃厚的傾向,雖然標榜“反清復明”,但在利益爭奪底下,私會黨已淪為爭奪地盤的組織了。

儘管如此,英人還是沒辦法控制他們,以致巴素博士形容私會黨組織是“政府中的政府”,儼然是馬新華人的“統治者”。

萊佛士的私人秘書文西阿都拉在其自傳中,有描述私會黨強制華人入黨的情形,迫使他們就範,否則受到毒打,甚至被殺害。

以當時的情形看來,南來的華人一無所有,他們別無選擇,只有被迫參加這些私會黨。根據史載,私會黨後來竟分成兩大派系,一為義興,一為海山。這兩大派系吸納不同省籍的人士,且以拉律的暴亂為最嚴重的衝突實例

霹靂的暴動也稱拉律暴動。拉律以產錫聞名,起初歸海山黨人開採,首領是鄭景貴,地盤是在吉利包礦區(即今太平監獄地),另在太平甘文丁,則歸義與黨人所發掘,首領為蘇亞昌。兩黨為利而爭,兼之籍貫互異,“義與屬粵之四邑,海山屬閩南五縣”。

另一說法,義興以廣府人為主,海山以客籍人為主。首次暴動發生於1862年,繼之1872及1874年再發生第二及第三次暴動。

私會黨鼓起暴動之前,已斷續在各地發生暴亂,如新加坡、檳城、馬六甲以至砂勞越,例如新加坡1851年的大暴亂,起因於私會黨不滿一些華人改奉天主教,結果造成500人喪生。

檳城於1867年也發生在三合(義與)與督公(大伯公)之間的毆鬥,竟展開十日大械鬥,使全市陷於癱瘓。

然而最為重要者是拉律的第三次暴動,終於啟開英政府干涉聯邦內陸的序幕。署名的邦咯條約就是於1874年簽署的,英國的參政司制度是逐一推進半島內陸。

私會黨的政治意識是隨著首領而發展的,他們曾反對英國的施政,也抗拒任何對他們利益的約束,更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國。

但是狡黠的英國統治者,在這方面是隨機應變的,當無法鎮壓時,便採取攏絡手段,例如義興黨和白旗會(WHITE FLAG,由馬來人及印度人組成)的領袖陳亞炎被委為甲必丹,而海山黨三合會首領鄭景貴,也同樣出任甲必丹,他們之間既是敵對,但在拉律事件後,也有合作的地方,在霹州議會上為華人利益據理力爭。

甲必丹亞貴(鄭景貴)和陳亞炎,身為華人社會的代表人物,始終不把個人利益放在大眾利益之上。這二位舊敵表現出一種令人仰慕的特性。自從兩黨糾紛媾和之後,他們欲變成親密朋友。

據知,陳亞炎後來成為鄭亞貴第四子的契爺,這個孩子就是有名的鄭大平。

儘管私會黨存在著違反法律乃至不良的記錄,到了1877年被政府控制其活動,但私會黨並不因此而絕跡。在19世紀下半葉,仍然在政治潮流的衝擊下,表現其不定動向。

不過,在華人社會的公開影響之下,已讓位於合法的華團組織了。

綜而觀之,私會黨當時的政治潮流不是傾向西方的,因此他們與英國的合作除了保護既存的權利外,領袖更想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。

一般而言,他們繼承了舊中國的傳統和宗教。譬如檳城海珠嶼的大伯公張理,即被認為是最早來檳的華人,因此拜神成為華人思想的重要部份,封建的意識十分濃厚,同時也由於華社自成一體,對於街道的命名也與英文的意思截然不同。

由此可以想像,他們是在英國的殖民地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社會。不過,他們已缺乏“反清復明”的政治意識,現實主義已經取代他們對於理想的追求。

尤有進者,加上賭博與抽鴉片大行其道,華人的思想即被麻木,而對政治顯然不熱忱,除非是關係到切身的利益,才起而反抗。利益的衝突和爭奪,及對工人的剝削已使私會黨變質,而在後來的社會發展中,成為一種絆腳石。

不過,這些私會黨不盡然已無政治意識,尤其是任首領的,或多或少存有對中國的關心。鄭景貴是其中一個例子,他在發跡後,偶爾返回家鄉,捐輸救濟中國水災及戰爭救濟金。

後者是在李鴻章提督指揮下的法越戰爭時期捐獻的(清廷支持越南,以阻止法國威脅中國安全)。滿清政府為酬答他的捐獻,特封賜予‘二品官’銜頭。這又顯示早期的華人領袖,有部份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清廷的。

1877年,英政府任命白麒麟 (WALTER ALEXANDER PICKERiNG)為華民護衛司,是為英人直接干預華人事務之開始。

華民護衛司亦為社團註冊官。1882年危險社團法令生效後,宣佈海山公司為非法組織。1889年社團法令通過,1890年,海峽殖民地政府援引新的社團法令,封閉所有華人私會黨組織,並將一部份私會黨徒驅逐出境,所有的社團必須重新登記才能公開活動。

同時,就在英國設立華民護衛司的同一年(1877年,即光緒3年),清廷也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,首任領事為胡亞基。

1890年,清廷接著在檳城設領事館,首任領事為張弼士(張振勳)。領事館的設立意味看清廷認定當地的華人是它的子民,因此有受保護的必要,而在這方面與英國的華民護衛司制度起了衝突。因為英國認為,住在馬來亞的華人必須接受英人的統治,無其他勢力可以在殖民地施行治外法權。

英國堅持不讓清廷對華人發生政治影響,只是允許通商的連系,以致兩者關係不能協調,且演成一種政治對抗。但是,鑑於華人的傾向,清廷在喚起華人對中國的關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。

其中一個實例,是一位新加坡富商陳金鐘獨捐4000元,給清廷作為救濟飢荒基金。

很顯然的,清廷對英國的妥協,只委當地人出任總領事,而不是由清廷遣派,是進一步的激發當地華人對清廷的效忠,雖然是住在英國統治的地方。這種通過領事館的活動,使清廷佔了優勢,尤其是在政治意識的灌輸,儘管當地的華人服膺於英國的法律。

從華文教育和華文報業的發展,即可見諸一斑。在當時清廷的政治思潮影響下,華人對文化和教育乃告熱心起來,雖然於1729年,清代雍正間,檳城設有一所五福書院及1888年(光緒十四年戊子)又設一間南華義學,但屬於私塾性質,學校規模尚未形成。

第一間的正規華校,當推建立於1904年(光緒卅年)的檳城中華學校,接著雪州有尊孔學校,霹州有育才學校之設,此風一開,全馬各地紛紛興學辦校,教育風氣至為蓬勃。

華人辦學,沒有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資助,完全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形下,傳播華文教育。直到1920年,英殖民政府實施一條法令,要求對學校及教員進行登記和統制,並對華校實施津貼制度,雖只限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,而馬來屬邦不包括在內,不過華人還是不斷發展華校。

據巴素博士統計,1938年,單在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的華校生逾9萬名,英校生有2萬7000餘名。換句話說,讀華校的人數遠超過英校的數目。

同樣的情形,也反映在華文報業的興起。雖然馬來亞的第一份華文報,是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創刊的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》,是由教會主辦,富宗教色彩,前後刊行六年半,但真正具有規模和有啟迪作用的是1880年在新加坡開辦的《叻報》。

它是一份形式較多樣化的華文報,創辦人是薛有禮,一位土生華人。他受過英文教育,但對中華文化酷愛,陳蒙鶴女士在《新加坡早期的華文報,1880年至1912年》的英文專書中,對《叻報》創辦的動機曾分析,她認為不是為利,而是為推廣中華文化,改進華人社會風氣,且具有愛國意識。

《叻報》內容包括新聞、社論、通訊及廣告。新聞有本坡新聞、外埠新聞及國際新聞,前後刊行51年,第一任主筆葉季允,乃被禮聘南來主持筆政,達41年之久。

學校和報紙俱是傳播智識和文化的所在,對於政治思想的灌輸,也是至為重要的工具。因此,從早期的華校和華報性質看來,清廷所要宣揚的是一套維護帝制的封建思想,對於儒家學說的重視,不遺餘力,目的是要鼓起華人對清廷的效忠和跟隨保守的政治潮流。

必須提起的是華人社團,在促進民族意識和保護會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。一般認為,華人社團的組織是伴隨華人南移的產物,雖然它很早就存在,但因早期私會黨的勢力龐大,支派很多,以致成為華人社會的“保護者”,社團的重要性也就相對減低了。

直到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對付私會黨組織後,公開註冊的社團便如雨後春筍而起,取代私會黨的作用。

當然,這不是說社團較私會黨發源遲,而是其功能在較後期才表規出來。馬六甲的青雲亭是華人最古老的結合組織,檳城的廣福宮,建於1800年。

初期,廟宇與地緣性存有混一的跡象。1801年,檳城嘉應會館的前身“仁和公司”成立,建築為廟宇,檳城的廣汀會館前身為“廣東公司”,成立於1801年。馬六甲的應和會館成立時,初稱“梅州眾記公司”,1825年改稱為“應和公司”,嗣後始再改為“應和書館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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